宏观中观微观三方面问题剖析

与其他领域一样，中国科技管理的最高管理机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CCPCC），通过国务院的科技教育领导小组（LGSTE）领导着中国的科技发展。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各个科技有关部委负责人和财政部长组成。小组负责研究和审查重大的科技教育政策和计划，协调政府间的重要活动。

中国科技体制于1985年进行改革，中国的科学管理机关的职责有所增加。从宏观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到中观层面上的项目、工程和相关资源的启动和管理，国家科技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在扩大。1998年，国家科技委员会更名为科技部，到2011年，科技部掌握着政府科技财政开支的约14%，远远超出了其负责制定和贯彻科技政策的职责范围。

随着部委和工业企业的逐渐投入并带来管理、协作和资助方面的重要综合影响，国家科技体制不断发生变化。2012年，中国的总研发开支已超过一万亿人民币，比2011年增长18%。在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MLP）中，以科技任务为导向的机构（如农业部、卫生部、工信部）的获资助研发项目有所增加。

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并未完全协调各个机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宏观层面上的合作。宏观协作的低效影响到中观层面上资源的分配。通常情况下，一旦一个国家研发计划立项并获得资助，相关的政府机关会出台指南并负责其自身（很大程度来自内部）的项目申请、验收和奖励办法。所有项目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层面上的质量控制标准作指导，不同机构资助的项目之间也没有信息交换。尽管研究重点都各自独立，但这些研发项目却有可能重叠，虽然是由不同的部委和组织（甚至是同一部委内）分别管理，但是它们设定的目标可能一样、所拥有的科学家也可能是同一批人。中国的科研文化让知名科学家以及那些与政府官员有密切联系的人拥有大量的竞争优势，这导致了研究资源的不平等和集中。

中国的评价文化“很弱”。科学界存在深入人心的“不出版即出局”倾向，尤其看重在SCI期刊上发表文章。虽然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论文数，但是SCI论文已经沦为不恰当的评价研究项目、机构及科学家个人的标尺。微观水平上的评价对于SCI论文和影响因子的强调预示着中观水平上的资助决定。能够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的人在寻求资助竞赛上更容易胜出。结果，科学家受驱动为论文和资助而发表，而不是为社会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办法。

在认识到评价标准的严重问题后，政治界与科技界领导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系统。

制度性改变须从三层面共同推进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创新型国家。但是在宏观调控、中观水平资助及微观水平评估方面的不足降低了科技体制的有效性和效率。这三个水平上的问题相互关联，修补一个水平层次上的不足难以提升整体表现。

中国曾在1990年代中期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入外部评审，并在21世纪初出台创新政策，这些都表明中国能够吸收国际经验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最近，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财政部的邀请，一个独立的国际小组评估了基金委的资助体系。评估小组赞扬了基金委的资助机制，同时建议基金委增强评审过程的保密性，以避免利益冲突。

为了改进，评估应该遵循国际惯例，并保持正直性。一些研究机构的评估已经逐渐引进国际评审。比如，中国科学院正在让更多的研究所接受国际评审人的评估。

微观水平上的问题也必须立刻着手解决。在项目评估和个人表现评价中，利益冲突原则都必须进行加强。行政和“关系”的影响应被降到最低。应该引入更加理性的奖励系统，更多地使用同行评价而不是单纯地计数论文和影响因子，从而激励研究人员解决问题，而不是仅仅看重发表论文。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LGSTE应该在确定机构的角色和责任、及协调政府间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相关政府机构需要建立可操作性规章制度。政策的具体实施的监控、群体的反馈及规章制度的修订都需要人员的投入。中国科技体制管理的问题由来已久，而且维持现状的惯性相当顽固。

国家层面最新举措

在2012年全国科学、技术及创新大会上，CCPCC和国务院提议改革科技与创新体制，目标是进一步实施MLP。2012年11月，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再次确认了CCPCC和国务院文件里设立的指导方针。文件特别催促开展以下行动：（1）清晰确定国家研发使命，（2）将资助、研究与评估实体分离，以方便检查、平衡及问责，（3）对不同类型的研发活动采取不同的评估标准，（4）建立更加公开和透明的奖励系统。国家科技改革与创新体制建设领导小组召集成立，代表成员来自26个政府机构，它的使命是协调中国科技与创新体制的改革及讨论通过相关规章制度。2013年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中科院时强调，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

 

 

	曹聪教授
	Dr. Cong Cao (Ph.D. in Soci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Reader at the Schoo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Educated in both China and the U.S. and in both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he has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